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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8节（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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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单的说一下绒癌的治疗历史，下面资料都来自于网络。

有一种癌症叫做绒癌，又叫绒毛膜癌，是一种主要发生在胎盘的恶性肿瘤，会很快转移到肺、肝脏、脑等器官，导致患者死亡。

在攻克绒毛癌的过程中，不得不提到一位中国人，他就是李敏求。李敏求1919年出生于中国沈阳，祖籍广东肇庆。13岁起，先后随母到南京怀远中学和沈阳文会书院读书，后考入沈阳医科大学，成绩优良，毕业后留校任教。李敏求毕业于奉天医科大学（盛京医科大学，现已并入中国医科大学），留校任教。

1947年，李敏求来到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细菌学和免疫学。1955年，进入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赫兹领导的癌症研究小组。

当时，癌症的治疗还主要依赖于手术切除，但是，化疗已经开始应用于部分癌症的治疗当中，并在白血病的治疗领域，已经取得了不错的进展。被誉为现代化疗之父的西德尼?法伯，通过叶酸拮抗剂的化疗，显著延长了部分儿童白血病患者的生存期。

1956年8月的一个晚上，李敏求接诊了一位女士，他试图用医学方法把病人的绒毛癌稳定下来。但是肿瘤已经发展到晚期，她流了很多血，三小时后，李敏求眼睁睁看着她死去。李敏求听说过西德尼?法伯的叶酸拮抗剂。他近乎直觉般地将儿童骨髓中快速分裂的白血病细胞，与这位女士快速分裂的胎盘细胞联系到一起。从未有人尝试过用叶酸拮抗剂来治疗这种病，如果这种药能阻止白血病细胞的快速生长—哪怕是暂时的，它能否至少暂时缓解绒毛膜癌的爆发？

几周之后，另一位女士也得了同样可怕的病。她的肿瘤像葡萄一样在她的肺部聚集，导致肺内膜流血—血流如注，几乎无法控制。因此，医生们手忙脚乱地用管子收集她流出的血，然后把这些血输回去，就像内部循环的抽水机一样。医生稳定了她的病情，开始使用氨甲喋呤（一种叶酸拮抗剂）对她进行治疗。当医生给药结束，下班回家的时候，医生们都没有期望第二天还能看到她。第二天，她还活着，流血现象减轻了，第四轮化疗结束后，x射线胸透显示：肿瘤不见了，病人看起来和正常人一样。医生们还以为x射线胸透搞错了，决定进行重新检查。但结果是无误的：一个转移性的、固态的恶性肿瘤在化疗中消失了。这是史上第一次通过化疗，让一个转移性恶性实体瘤消失的案例。李敏求和赫兹发表了这一发现，并引起了轰动。但是，这种可怕的癌症并非来去无痕，它会导致绒毛膜促性腺激素（hcg）在尿液中升高，hcg也成为检验这种癌症的重要标准。李敏求注意到，经过化疗癌症组织缩小甚至消亡后，在病人的尿液中，hcg依然可以检测到。他认定尿液中hcg的存在意味着患者组织体内还有少量的癌细胞存在，于是坚持不懈的给病人用药，直至患者尿液中的hcg消失为止。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对李敏求的做法感到非常愤怒，指责他在拿患者进行“人体试验”并很快将他开除。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开始注意到，当初接受李敏求治疗的患者无一例复发。直至今日，李的方法被常规的用于治疗这种子宫绒膜癌症的程序中。现今，这种当时可怕的疾病有了几乎百分之百的治愈率。

此外，李敏求通过对mtxresistance的观察，早在1960年就提出了combinationtherapy对搞丸癌的治疗方案。1972年，作为第一位成功用化疗方法治愈恶性实体肿瘤的一生，李敏求与当年在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的同事分享了拉斯克临床医学奖。

另一位在从来治疗上做出卓越贡献的是协和的宋教授。

那是1953年。宋大夫除了在协和医院任职外，还兼管着北京同仁医院妇产科。

病人姓曹。也是一位妇产科医生。那一年，病人30岁。原先她在上海一家医院工作，丈夫在北京，过着牛郎织女般的生活。前不久她调到北京，然后怀孕了。她觉得自己怀孕有些异常，于是去检查，诊断是“葡萄胎”。

长了葡萄胎，必须刮宫，将子宫内病变的组织清除干净。那时候还没有b超。医生凭藉的检查手段，只有听诊器及很少几项化验检查。

病人被推进了手术室。突然，她说，她感觉有“胎动”。有胎动，说明是正常妊娠，从而就否定了葡萄胎的诊断。

她又回到了病房，继续观察。

隔了几天，宋大夫认为她还是得了葡萄胎。于是，第二次把病人送进了手术室。在手术台上，病人又说自己有“胎动”。

病人也是妇产科医生，她应该有能力辨别腹内是否有一条新的生命在躁动。或许是她太盼望自己能有一个孩子了，她坚持不要做手术。结果又回到了病房。

第三次走进手术室，给她做了刮宮，确实是葡萄胎。

一年后，病人再次入院。这一次是葡萄胎恶性病变，诊断是绒癌。手术切除子宮，是当时唯一的治疗方法。手术以后一段时间，病人继续留在医院恢复身体。一天中午，她和往常一样，正在与同室的病友打扑克，只听她突然一声惨叫，口吐鲜血，当即气绝身亡。

女医生死于绒癌肺转移，肺动脉破裂大出血。

宋教授告诉我们，不久又有一位女病人，死于同样的病。她的年纪更轻，只有26岁。

50年代初期，学术问题上“一边倒”，只有前苏联的学术观点才是“正确”的，弄得谁也不敢看英文书刊。

一个又一个绒癌病人相继死去，一次又一次刺痛着宋鸿钊教授的良心。他想在攻克绒癌上有所作为。但是，当时国外有一位病理学专家曾经断言：“癌症治不好，治好的都不是癌。”宋大夫平静地对我们说：“我只想到如何挽救病人的生命，却没有想到今日的荣耀。”

终于有了一个机会。

1955年的时候，由于全国计划生育工作的需要，领导上安排宋大夫去搞“药物流产”的科研工作。他首先从中草药里筛选，挑选那些中医典籍中或是民间验方中认为孕妇不能使用的药物，用在怀孕的小白鼠上。后来，又从西药中筛选，用抗癌药物做实验。结果找到了几种有效的药物，可以造成孕鼠流产。经过病理解剖。他发现孕鼠流产，是由于药物破坏了胎盘上的滋养层细胞。滋养层是胎儿的“后勤部”，切断了“供给线”，只能胎死腹中。但是药物有副作用，毒性大，用于孕妇流产不安全。考虑到绒癌是胎盘滋养细胞发生恶变的恶性肿瘤，用这些药治疗绒癌也许有效，但是他不敢立即尝试。

一直到了1958年，“大越进”时代。医学科学院提出了“让高血压低头，让肿瘤让路”的“雄伟”口号。宋大夫抓住这个良机，正式向医院领导提出了研究药物治疗绒癌的科研课题。获准以后，立即进入了临床试验。

开始阶段。采用中药紫草根，虽然有一定疗效，但是效果不能持久，停药以后病情还会恶化，因此初试失败了。于是又采用一种抗癌药物6－巯基嘌呤（简称6－mp），它原来是用于治疗白血病的，可以使病人的生命延长几个月，过去从来没有人用它治疗绒癌。宋教授大胆地将6－mp引入绒癌的治疗，最初几例病人疗效不佳。由于绒癌转移很迅速，病人在发病短期内死亡。尸体解剖后发现，胎盘的滋养细胞被药物大批杀灭，说明药物确实有效果，只是用药剂量和方法需要继续摸索。

继续试验的成果非常喜人。早期绒癌治愈了。但是已经发生转移的晚期病人，却未能等到疗程结束，便匆匆离开人世。治愈率虽然并不理想，但是宋鸿钏教授率先闯进了“禁区”，他用事实向世人宣布：绒癌是可以治愈的，从而结束了“癌不可治”的神话。

宋大夫的脚步并束停止。他经过长期认真观察，注意病人对治疗的反应，不断探索新的治疗方法，又推出了新的治疗方案，即在短期中加大用药剂量，用缩短疗程与死神争夺时间。这一个方案再次获得了成功，使已经有肺、脑等其他脏器转移的晚期绒癌病人，也能“柳暗花明又一村”，绝处逢生。

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是政治运动迭出的年代。宋教授虽然巧妙地抓住了科研的时机，却同时给自己套上了沉重的枷锁。说到此处，宋老幽默地说。他是一名“老运动员”，每逢政治运动来临，他都是首当其，中，遭受莫名其妙的“劈判”。

然而，宋老矢志不渝。1963年，他又开始采用另外一种化疗药物――5－氟脲嘧啶（简称5-fu）治疗绒癌病人，效果明显优于6－mp。在治疗病人过程中，他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改进给药途径，调整药物剂量，终于摸索出一套成熟的治疗方案，一直延用至今，并且在世界各国获得了推广使用。

科学进步并没有止境，宋老的研究工作也没有穷期。采用化疗药物治疗绒癌，虽然保住了病人的生命，但是最终还是要切除病人的子宮。宋老说，切除子宮便剥夺了女性珍贵的生殖权利。有一位年轻的大学教师，因为患上绒癌切除了子宮，酿成婚姻危机，病人一度轻生。所以，宋教授又酝酿出新的设想，即采取单纯的化疗方法，以保留病人的子宮。

这项课题一经提出，便在医学界激起轩然大波。一些专家认为，抗癌药物有使细胞致畸的作用。生下的子代，甚至第三代，是否潜在致癌的危险?还有的专家认为，绒癌的原发部位在子宮，若不“斩草除根”，终是后患。面对学术上的争议，宋教授以科学实验予以回答。通过仔细研究，发现病人停止化疗后，卵巢可以恢复正常排卵功能，子宫也可以完好如初。于是。这项科研工作又继续进行下去，绒癌病人不再切除子宮。不久，这些病人中陆续有人怀孕育子。

宋大夫欣慰地告诉我们，二三十年来，经过他治疗的绒癌病人，有400多个孩子诞生。不仅如此，第三代的孩子也有80多个，最大的孩子都几岁了。他说，“我也没有想到能活得这么久，看见了这么多孩子。”这些两代的孩子，都健康地发育成长，看不出有什么异常。老人说到这里，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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