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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之中对狐的观念（第7页）

同时，佛教在民间的盛行使菩萨们代替了西王母登上了百姓心中的神坛，作为西王母部众的神狐亦不再如汉代那般受人追捧。

此外，在唐代文学作品中，汉人经常以狐狸一类的精怪比喻胡人，以书写人和狐精之间的故事宣泄对胡人的不满与鄙视；而此时的狐狸精在文学作品中的形像也多和西来的佛教产生联系，相信也是因为唐代僧人多数都是「胡人」的关系。

而李唐皇室追认老子为祖先，崇尚道教，以中华正统自居，官方对「狐（胡）」的态度自然就较为冷淡，于是九尾狐也逐渐被边缘化，最后甚至被逐出祥瑞行列。

——小结

瑞狐文化虽在北魏时期短暂复兴，但这期间并没有给这一文化注入新的内涵，而仅是对先秦两汉瑞狐文化的老调重弹。其虽然复兴，但实如回光返照，走向没落已成历史必然。

结语

在各种因素作用下，萌芽自先秦，兴盛于两汉，衰颓于魏晋六朝，而又短暂复兴于北魏的瑞狐文化，至隋唐以后就彻底衰亡。

虽然符命祥瑞之说于隋唐之世逐渐式微，但其他祥瑞生物在唐代乃至后世都依然颇有牌面，只有瑞狐文化彻底没落。个中原因，相信还是与「以狐指胡」的观念有关。

瑞狐文化的衰亡，连带着玄狐、白狐、九尾狐等瑞狐都逐渐堕落，融入到狐文化中的另一脉——「妖狐文化」之中。狐从此被取缔了作为瑞兽的属性，最终以妖精的面貌横肆天下。

即使狐稍后又因其他原因而上升为「狐神」和「狐仙」，那也是妖神、妖仙，终究无法重回祥瑞之列。

番外·大禹娶涂山女神话的解读方式

「大禹遇九尾白狐并娶涂山女」的神话，从目前的材料来看，最早记载于东汉赵晔《吴越春秋》卷六《越王无余外传》。

禹三十未娶，行到涂山，恐时之暮，失其度制，乃辞云：「吾娶也，必有应矣。」乃有白狐九尾造於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其九尾者，王之证也。被涂山之歌曰：「绥绥白狐，九尾痝痝。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於兹则行。明矣哉！」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取辛壬癸甲，禹行。十月，女娇生子启。启生不见父，昼夕呱呱啼泣。

《艺文类聚》卷九九、《北堂书钞》卷一零六、《太平御览》卷五七一亦引此事，然出《吕氏春秋》。

《艺文类聚》引《吕氏春秋》：「禹年三十未娶，行涂山，恐时暮失嗣。辞曰：『吾之娶，必有应也。』乃有白狐九尾而造於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者，其证也。』於是涂山人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成于家室，我都攸昌。』於是娶涂山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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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本《吕氏春秋》不载，可能是佚文。但今本《吕氏春秋·音初篇》亦未见九尾白狐之说。

今本《吕氏春秋·音初篇》：「禹行功，见涂山之女，禹未之遇而巡省南土。涂山氏之女乃令其妾待禹于涂山之阳，女乃作歌，歌曰『候人兮猗』，实始作为南音。周公及召公取风焉，以为周南、召南。」

屈原《天问》中亦只见禹娶涂山女之说，未见九尾白狐之说。

《天问》：「禹之力献功，降省下土方。焉得彼嵞山女，而通之於台桑。」王逸注：「言禹治水，道娶涂山氏之女，而通夫妇之道於台桑之地。」

所以，「大禹遇九尾白狐并娶涂山女」这个版本应该是在汉代才诞生的。其诞生契机应该如上所述般，是因王莽代汉时对五德终始说的调整而来。

调整过后，五行相生取替了五行相克，成为新的王朝更替形式，夏朝亦由此从木德变成金德，所以九尾白狐才会被加入「大禹娶涂山女」这则神话之中。

因此，针对九尾白狐的象征意味，虽然大概有三种理解方式。

九尾白狐对应大禹，象征有道的圣王。

九尾白狐出现在大禹面前，意味着禹与涂山氏之女的婚姻将吉祥美满，是男子佳偶的象征物。涂山人对九尾白狐的讴歌是天意的启示。